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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一角色的形成，源于多重因素的交汇。首先，自1685年路易十四派遣首批“国王数学家”来华起，法国耶稣会士便带有双重使命：既传播天主教，也作为法国王室的文化与科学代表。他们多受过巴黎科学院训练，掌握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数学、天文学、地理学乃至军事工程知识。其次，清朝自康熙起便有意任用西士于钦天监、内务府、造办处等要害机构，使其得以接触国家核心事务。更重要的是，相较于葡萄牙、西班牙传教士卷入教廷“礼仪之争”，法国耶稣会士采取“适应策略”，尊重中国礼制，不干涉内政，因而赢得清廷长期信任。

　　钱德明（Jean-Joseph Amiot, 1718–1793）作为乾隆晚期最资深的法国耶稣会士，多次向军机大臣阿桂、和珅等人讲解欧洲军事制度。他在1770年代呈递的《西洋火器图说》手稿（今藏法国国家图书馆）中，详细描绘了法国步兵燧发枪阵列、刺刀冲锋战术，以及格里博瓦尔（Gribeauval）炮兵系统的轻型野战炮结构。他还曾向乾隆转述七年战争（1756–1763）中普鲁士如何以火力密度击败俄奥联军，暗示“火器之精不在巨，而在速与准”。

　　首先，法国国家机器的崩溃直接摧毁了海外传教体系。自路易十四时代起，法国耶稣会士来华依赖王室资助与教会组织协调。然而，1790年，法国制宪议会通过《教士公民组织法》，废除教会特权，没收教产；1792年，国民公会宣布解散所有修会；1793年雅各宾派掌权后，更将神职人员视为“反革命分子”，大批处决或流放。巴黎外方传教会（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）——这一统筹对华传教的核心机构——总部被查封，经费断绝，培训中断。自此，再无一位受过系统科学与军事训练的法国传教士能够启程来华。

　　其次，最后一位关键人物的离世，使清宫彻底失去解读西方的“翻译者”。钱德明（Jean-Joseph Amiot），这位自1750年抵华、通晓满汉法三语、深得乾隆信任的耶稣会士，于1793年10月在北京病逝，享年75岁。临终前，他已无法收到任何来自巴黎的新刊书籍或军事报告。他在1792年的书信中写道：“法兰西已无国王，教堂尽闭，吾等后继无人……泰西格致之学，恐难续于天朝。”乾隆闻讯，特赐白银百两治丧，并命将其遗物收贮武英殿——这一举动，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。

　　首先，英国是最不可能成为知识来源的一方。自1780年代起，清廷已将英国视为头号防范对象。粤海关屡报其船走私，称“英吉利贩黑土，毒我百姓”；1792年廓尔喀之役中，福康安证实英属印度暗助敌军；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所提通商要求，被乾隆定性为“侵我主权、夺我利权”。在此背景下，英国所献火器非但不被信任，反被疑为“藏机巧之器”，唯恐仿制后反被用于颠覆统治。即便有英商在广州出售燧发枪，清廷亦严禁官兵私下购用，更遑论系统引进。